大礼堂二

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，谁也阻挡不了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得很快，娱乐节目越来越多，有些人家买起了电视。曾经被农村人狂热追捧的露天电影，逐渐被人冷淡。乡里也慢慢减少了放影的次数，只偶尔放一些科教电影。有些人家家里有喜事，会有亲戚朋友凑分子送电影，但热闹只是停留在家里，电影场上的观者屈指可数。

大礼堂的电影一年放几场，什么时候放，没有人在乎了。大队也准备要改成村了，干部越来越少，村里的事也越来越少，窗口上的大喇叭再也难以响起。人们进大礼堂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。大礼堂开始冷冷清清，寂寞无比。

但有一年，沉寂的大礼堂却一下热闹了，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一幢已然衰败的建筑，还上了县城的电视。

那一次例行开什么村部会议，干部们不咸不淡地扯了大半天的皮，总算捱到了饭点。本来午饭派在张金家，结果好像是罚谁家计划生育，正好弄到一笔款子。书记和大队长都挺高兴，大腿一拍找来一个厨子，让老家婆去买了不少鱼肉，就在大礼堂的大厨房操办起来一桌丰盛的酒席。

张金很积极，因为被派饭，总会有些好处的。他已经让他小孩打来了酒，可他滴酒不沾，大队不在他家吃，酒就只能压着。他就要大队部将酒买了去，这酒是用瓶子散装的，在那时，也挺金贵的。

好菜好酒，大家放开喉咙吃，敞开喉咙喝。可没料到，气氛正热烈时，却有几个人头一歪，伏到桌上，脸部扭曲着，口吐白沫。清醒的人赶紧喊人开来拖拉机，手忙脚乱地将他们送到镇医院。一检查，居然是农药中毒。那时的农药可都是剧毒农药呢。

原来，小孩灌酒的瓶子是只酒瓶，只是曾经装过农药，张金完全忘了这茬事。好在经过一番洗肠浣肠，紧急抢救之后，会计，书记，大队长都平安无事，只可惜武装部长命薄了些，还是回天乏力。

这武装部长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身横肉，见酒如命，终于因为酒，将命搭进去了。

很多年以来，人们一提到堰头湾，就会说起大礼堂，一说起大礼堂，就会提起那场酒席。大礼堂成了一个反面的事例，到处传扬。

自此以后，大礼堂里再也没有开过伙。偶尔有电影转到村里，也只是在打谷场上临时树两根竹竿，挂上幕布，任那些影像在风里飘来荡去。人们嫌大礼堂晦气。那儿再也没有人纳凉，没有人做女红，老家婆也不在外面拉二胡了。

大礼堂内倒是经常传来二胡声，缓慢低沉，像有人在哭，人们越发不敢靠近。

偌大的大礼堂，除了老家婆，应该几乎没人去了。四周的刺槐树上，依旧有喜鹊和斑鸠，孤独地鸣叫，那刺槐花依旧年年开得繁盛，却再也没有人采摘。一阵风过去，便会纷纷扬扬，飘落一地，像雪。

人们说，它的气数要尽了，被时代要抛弃了。

大队改成村后，供销社随即解散，轧棉厂也无人承包，那儿的房子就空了。父亲瞅准了这块地，看它挨着大礼堂，南北通透，地势很高，在许多人之上，是一块好地。他一生要强，一直认为，要给每个儿子建一栋房子，帮每一个儿子将媳妇娶进来，他的任务才算完成。

当时，父亲正好是多年的老队长，就依着关系买下了这一块地，准备给我们盖房子。

那个时候，我才读初中，根本没有成家的概念。父亲将我的一栋房子也在算计之内。有了目标之后，他做得更卖力了，将牛架着，在山上开了很多自留地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天黑透才回家。到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叫我端着碗，从礼堂岗后边，到山地里去喊。

父亲黑瘦黑瘦的，个子很高，长期的劳累，让他像一棵快枯死的树。经过两年的勤扒苦做，省吃俭用，我的房子盖起来了，前面是小红砖，矗立在大礼堂的前面，非常漂亮。

那时，我才刚刚进入高中，一点都不快乐。

此后的父亲，像秋风中的落叶，身子一天比一天干枯，衰败。他经常捂着疼痛的胸口，流着冷汗，一声不吭，从我的新房旁经过，再沿着大礼堂一遍一遍地转圈。

终于，在我高考的那一年，父亲撑不住，还是倒下了，终日躺在堂屋的竹床上，压抑着呻吟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一年之后，他就找到了他的归宿，大礼堂后的一块坡地，而那，正是他开荒，只收了三季的麦子地。

那年高考，我完全不在状态，最终因为几分之差而落榜。此时，家运颓废，没钱复读，我永远错失了进大学的门。

我二十岁了，虽说生在农家，除了识得几个字，对农事却一窍不通，在家撑天短，焖火长，百无是处。开年之后，为了不继续堕落，我随着发小，涉过举水河，抄近路上国道，去武汉打工。

六十岁的母亲一直站在礼堂岗上，跟老家婆指点着我的背影，看着我背着蛇皮袋，里面装着她打的棉絮和炒的花生，一点点消失。

我虽然高中毕业，但一到外面，人生地不熟，啥也不懂，身份证和毕业证都被别人偷去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有很多机会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溜走，无能为力。我随着朋友四处奔走，挖过土方，扎过钢筋，进过砖厂，整天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

母亲经常让人捎来口信，大礼堂里放了什么电影，又唱了什么戏，只是看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椅子都空着。或者是刺槐花又开了，白洋洋一片，哪哪个小孩在树底下走，被蜜蜂蜇了一下，嘴巴肿得像猪拱了。

或者说老家婆每次经过我家门前，总要问声我什么时候回来，“他可老得不成样子了”。

当然，最后才是重点，会问一句，我什么时候能带个女朋友回来，三婶的侄女年纪跟我差不多呢。我的屋子她时不时会去敞开门看看，“一点都没旧，就是等着人住”。

我每次都在心里说，等我挣了多少多少钱，或者找个媳妇，马上就回来。但，不知母亲上了多少次礼堂岗，眺望过多少次举水，我却最走越远，一直到了广东。

毕竟念了些书，在老乡的帮助下，我进了一家电子厂，工作轻松起来，工资也涨了许多，而且，也有女孩凑过来找我谈恋爱。

母亲的口信却越来越稀了，听二哥说，她中了风，需要驻着拐杖，腰一直弯着，一小步一小步地挪，才能上礼堂岗。

我的母亲，跟老家婆一样了。

1998年底，我本想带女朋友回去给母亲看看，我入四处托人，却怎么也买不到春运的票。那年的腊月二十二，母亲走了，我不在她身边，没有送她上山。

开了年，到元宵的时候，我准备回家，此时，厂里正赶货，女朋友请不到假。她买了很多路上吃的给我，让我替她在父母坟前磕个头。

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来，包里还装着年前给母亲买的营养品。淌过举水，走近礼堂岗，虽是春天，天却冷得人伸不出手。大礼堂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草坪的草枯得紧贴着地皮，刺槐枝光秃秃地在冷风中摇晃，碰撞出一些让人心悸的声音。

大礼堂灰白的墙皮剥落得疙疙瘩瘩，一扇未关严的窗户被风吹得嗞嗞叫，如同一个喘不上气来的老人。

父亲的墓地就在礼堂岗后的山洼里，母亲的墓地也在那儿，一起并排着。我没有走回老屋，直接去了山洼。两座坟一座枯草萋萋，一座全是黄泥，朝向大礼堂。

我在两座坟前各磕了两个响头，用手刨出一个坑，将滋补品埋了进去。

之后，我在老屋住了两天，满目破败凄凉，非常压抑。而我的屋子里，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梁上也没有蜘蛛网，宽敞却透着深深的冷清。

几天后，我回到了广东，女朋友不见了踪影。听工友们说，她的姐姐找到了她，不让她谈外地的，硬是让她转了厂。“那天，她的眼睛又红又肿。”

我没有难过，也不知道难过，只是冲动地离了厂，又像一叶浮萍，四处飘荡着，却再也没有人捎来口信。

只是每年元宵，无论我在哪儿，我都尽量回去，穿过那越来越破败的大礼堂，到山洼那儿挂纸钱，上香，再静静地坐一会儿。

微信，bieshanjushui。公众号，别山举水。美篇签约作者。湖北省作协会员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人生处处，总有相思凋碧树》，散文集《总是纸短情长，无非他乡故乡》即将上市，有需要签名精装版的，微信联系。